学摄影去哪个学校（怎么学摄影）

而国务院或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制定的非行政法规、非规章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既没有被依据的地位，也没有被参照的地位。

在实质法治下，司法者可依据法律之上的价值，超越实在法，做出酌情变通裁决。在一个不讲信用、以规避法律为能事、视违反法律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法治如何能够得以健康发展?     十、法治未来的趋向 问：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问题，最后，我想要问一个关于现代法治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您认法治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什么?换句话说，法治是否会永远存在？ 答：一般来说，我并不愿意预测未来，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方向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答：人们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为了能够把握现象的主要特征，抓住问题的核心，通常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抽象和归类，类型化的方法是其中一种常用归类方法。实际上，一字之差本身，并不能表明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差异。实际上，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不可能彻底西方化。当然，即便专门监督机制运行良好，新闻媒体监督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一看到民主实质法治对民主形式法治的矫正，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民主形式法治的批评和命运的忧虑，就跟着盲目全盘否定民主形式法治。

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放任-干预-再放任-再干预"的逻辑循环，导致了法治价值取向的不断波动和颠簸。有的称为资本主义初期与资本主义晚期。[4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之一：某村民委员会诉郑某某等12人返还原物纠纷案》，《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23日，第3版。

作者：孟融，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小组成员。[56] 参见翟志勇：《民族国家与法律政策——论普法的语境、困境与意蕴》，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历史法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3页。[49]因此，法官对案件裁判的政策性偏好恰恰与法官中立的司法原则相抵牾。这两方面内容，也构成了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逻辑。

但上诉人陶仕举在被上诉人陈道敏的房屋前修建了1米多高的围墙，致使被上诉人无法通过院坝出行。因为金融秩序案件关乎一国最基本的经济安全，企业改革也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环节，农村经济发展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现着国家对创新能力的尊重与保护。

[54] 陈瑞华：《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3页。例如，在卢某、李某1等与李某2、李某3赡养纠纷案中，原告卢某因病需住院治疗，李某1年迈无经济来源。再次，就赡养与继承纠纷的案件而言，法院在作出最后的判决结果时，也会充分考虑赡养老人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将其作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以此来维系社会团结。内容摘要：当下中国，司法裁判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Bernard Williams并未对正当性与证成性进行区分，而是将其统一作正当性理解，将本属于国家与权力证成性标准的相关内容视为基本的权力正当性标准。[1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2号洪振快上诉葛长生名誉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57]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便可看出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渗透。[57] 熊秋红：《中国司法改革述评》，载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根据中国国家权力的运作机理，党的意志以及国家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法律的形式存在，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也是贯彻并实现国家意志的过程。[20]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1288号汪建明与嘉兴百茂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

[55]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这种支配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渗透，以及司法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在多数判决中，法院作出判决的直接依据依然是现行的法律条文，公共政策在个案裁判中仅仅起到的是一种背书的作用。

例如，在张某某与黄某某离婚纠纷案中，原告张某某与被告黄某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婚后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法院对该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带有明显的保障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倾向，从而实现对国家认同的维系。中国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的国家建构在司法领域的现实表达。例如，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力图维系的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诚实信用、诚信友善的品质，均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基础，也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合作条件。在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侧重点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更侧重于制定政策，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则更侧重对政策的执行。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也驳回了洪振快的上诉，并认为狼牙山五壮士所承载的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首先，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便是国家运用司法权力对国家秩序与安全的维系。[2]此外，也有一些成果研究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但是，其一方面是在应然的层面来开展研究的，[3]另一方面其关注点在于法院所发挥的影响力，[4]再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的侧重点是分析具体的问题，而没有归纳出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

此外，桑斯坦还认为，当人们经受了‘决策疲乏时，就会更倾向于遵守默认规则，当人们特别忙碌或负担较大的时候，会尤其倾向于接受默认规则。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在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23日分两次发布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共20个，以规范地方各级法院的裁判行为。

[24]由此可见，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呈现出了保障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第二，司法裁判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定分止争，其在定分止争基础上执行公共政策会出现何种矛盾与冲突。

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纠纷而发布的 余某诉余某望抚养费纠纷案中，余某的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余某由其母亲抚养，其父余某望一次性给付了抚养费2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12名村民返还房屋。在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这一实践内涵包括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方式以及策略选择。

就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而言，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对案件的审理与裁判是法院的首要职能，因此，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相较于其他方式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而言会付出更少的成本。[40] [美]卡斯·桑斯坦：《选择的价值：如何做出更自由的决策》，贺京同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9页。

[17]又如，在黄俊与陈某某相邻纠纷案中，被告黄俊在对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在二楼卫生间外墙进行扩建装修影响了陈某某卧室的采光，双方因一系列装修、扩建问题发生纠纷。[65]由此观之，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以新一轮司法改革为契机，注重法治本身的建设，注重司法本身的建设。

其一是1982年与1983年，在这两年间，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一些社会矛盾日渐显现，破坏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不断上升，经济秩序、社会治安亟待维护。此外，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司法权力的运作更能体现对这种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逻辑思路的贯彻。

[32] 第二种是间接的方式，也就是地方法院在对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将公共政策的内容纳入裁判文书，通过裁判文书说理的方式，经由个案裁判完成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例如，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曾对社会团结的形式作出区分，将社会团结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但是，在我们注重国家建构的同时，亦应同时注重对法治与民主的建设，因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三者之间的平衡。该案件无论在案件事实还是法律适用上均难称作典型，但其成为典型案例的原因包括：第一，法院通过判决警示了行为人及普通大众应当诚实守法。

[53]但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功能的实现如何与法官中立的司法理念相兼容，如何与以法官独立为核心的审判独立理论[54]相协调，则是由法院裁判结果的政策性偏好所带来的又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19]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1534号苏某1与苏某2等法定继承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

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以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基础，形成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两种方式，即发布典型案例和将公共政策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例如，在我国，人格权的主体包括哪些，哪些主体能够成为死者人格利益的受益者，法律如何对死者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等等。

首先，就关于婚姻纠纷的案例而言，其裁判结果主要维系的是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66] 樊崇义：《实现司法规律的普适性与独特性》，《人民法治》2016年第12期，第91页。